一波又一波的繁荣与衰落上海配资
巴西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在历史上呈现出明显的出口繁荣和衰落周期。从殖民时期到20世纪中期，巴西先后经历了红木、蔗糖、矿产、橡胶和咖啡等出口周期。期间，虽然棉花和可可的出口也会在短期出现盛衰，但对整个经济格局的影响有限。
红木(Caesalpinia echinata)分布于从北里奥格兰德到里约热内卢的沿海地区，是珍贵的稀有资源。红木亦称巴西木(Brazilwood)，巴西的名字因此而来。葡萄牙殖民者1500年侵入巴西沿海后，为了满足欧洲纺织业的需要并获取利润，开始疯狂掠夺红木。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相继来到巴西，与葡萄牙人展开红木掠夺和出口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葡萄牙王室改变殖民政策，从贸易（贸易为主，辅之以建立商贸据点）转向殖民（占领土地为主，同时进行不平等贸易）。殖民者用来自欧洲的铁斧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换取当地印第安人砍伐和初步加工的巴西木心材（剥除了白色边材，心材可以直接加工成红色染料）。到16世纪末，每年约有100艘满载红木的船只从巴西驶往葡萄牙。到17世纪初，红木都是殖民地唯一的重要出口物资。到18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大约掠夺了5000万棵红木，导致巴西红木资源枯竭。但是，这种定向采伐比起后来的大规模采伐影响有限，没有对巴西森林和环境造成根本性改变。
展开剩余93%红木心材
不过，能够直接采伐的经济林木毕竟有限，为了获取更多所需商品和经济利益，葡萄牙殖民者开始在巴西引种甘蔗并建立甘蔗种植园。甘蔗经济周期始于1530年代，持续到1750年代。1502年，葡萄牙人把甘蔗从马德拉斯群岛移植到巴西，并在圣维森特建立最早的甘蔗种植园，然后向土壤肥沃、排水良好的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亚州的低地扩张。与此相应，葡王在巴西创立了大授地制，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葡王把巴西划分成15个总督辖区，授予12个受赠人。在受赠大地产上，主要种植用于供给国际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数量都很有限。生产所需劳动力主要是从非洲贩运过来的奴隶。据保守估计，从16到18世纪，贩运到巴西的非洲黑奴达200万。正是这些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东北部大地产上通过改造环境创造了殖民者需要的价值。甘蔗种植需要大面积砍伐森林清理出土地。殖民者让当地人用火清理土地，但由于规模巨大和省略了休耕区和休耕期而完全改变了当地的植被覆盖。蔗糖炼制需要燃烧大量木材。据估计，每个甘蔗炼制炉在一个生产季需要大约4-22公顷的森林。迅速而过度消耗森林使得当地景观从茂密的原始森林变成了单一种植的甘蔗田和错落有致的糖坊。原本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森林景观消失。到1600年，巴西甘蔗年产量达到6500万磅，比1575年增长了10倍。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欧洲消费的蔗糖几乎全部来自巴西。然而，随着荷兰、法国和英国加入蔗糖生产并在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加勒比海建立甘蔗种植园，从1650年到1715年巴西蔗糖出口量剧减，收益下降2/3，进而在18世纪中期陷入萧条，风光不再。不过，依靠大地产和奴隶劳动力种植面向国际市场的单一经济作物已经在巴西形成模式，规训和禁锢着未来巴西的经济发展。
黄金和钻石开采业是巴西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殖民者到殖民地最初都是为了获得贵金属，葡萄牙也不例外。但是，不像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虽然积累金银但视之如俗物，巴西的印第安人并不热衷于发现和积累贵金属。于是，葡萄牙人只能自己去探险和寻找金矿和钻石矿。好在葡萄牙已在印度和非洲属地积累了探寻钻石和金矿的经验、培养了人才，应巴西总督的请求，葡萄牙王室把这些人才调往巴西探寻钻石矿和金矿。从17世纪末开始，葡萄牙殖民者相继在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马托格罗索、上亚马逊等地发现金矿和钻石矿，葡属巴西很快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贵金属供应国。在河床上采集的砂金用淘盘即可滤出，从地下开采的金矿需要用汞齐法炼制，但这些都需要送到铸造厂去铸成规则等重的金条，葡萄牙王室征收五分税（黄金价值的1/5）。为了逃税和发财致富，除了官方严格控制的黄金通过里约热内卢转运到里斯本之外，大量黄金被走私到巴伊亚，进而流向葡萄牙帝国市场。巴西黄金的开采盛期从1739年延续到1779年，仅在18世纪，巴西就开采了1200吨黄金，其中米纳斯吉拉斯是主产区，开采了大约550吨，为世界供应了80%的黄金。到19世纪初，容易开采的金矿几乎全部枯竭，1827年葡萄牙王室不得不把五分税改为二十分税（价值的5%），以刺激黄金生产，但效果不彰，不得不在5年后关闭了铸造厂。
钻石开采盛期从1730年延续到1870年。巴西的钻石不但分布广泛，而且高产、标志性钻石众多，似乎还具有无限潜力。这使之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南非钻石开采之前的世界市场。巴西钻石种类丰富，既有价值极高的稀有钻石，也有数量众多的坚硬工业钻石。为了垄断钻石生产，葡萄牙王室宣布钻石为皇室财产，后来更是禁止个人开采。根据葡萄牙殖民政府的记录，从1730年开始，钻石产量一直维持在高位。1730-1740年是2万克拉，1741-1772年是5.2万克拉，1773-1806年是2.7万克拉，1807-1922年是1.2万克拉。需要说明的是，政府记录中并不包括走私的钻石。这些钻石经过葡萄牙进入世界市场后，造成重大冲击，在1730-1735年间钻石价格下跌3/4。在重商主义时代，价格越下跌，经销商和生产者越要千方百计提高产量，而巴西正是一个被认为蕴藏着无限钻石的宝藏之地。在巴西发现的代表性钻石更加强化了这种想象。1754年，巴西发现了一颗重达1680克拉的钻石，这颗后来被称为布拉干萨星的钻石是当时已知的最大钻石（大莫卧儿星）的两倍。1853年发现的蓝色通透钻石重达261.88克拉，后被命名为南方之星。然而，作为一种在地质时代形成的不可再生资源，无论是黄金还是钻石其蕴藏都有限度。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当巴西的矿物质出现枯竭时，正好在南非兴起了新一轮开采钻石和黄金的热潮，于是，缺乏比较优势的巴西贵金属开采业的衰落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大规模采矿的遗迹
蔗糖和矿业虽然衰落了，但为咖啡种植业的兴起提供了资本和劳动力，咖啡生产是巴西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巴西东南部优越的热带环境正是咖啡这种外来作物生长的天堂，适宜的光照、水热和地形使咖啡生产在巴西不仅产量较高，而且品质上佳。但是，相对于加勒比海等地的咖啡种植，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咖啡种植间距较大，加之巴西的畜牧业与农业分离造成咖啡种植园难以得到牲畜粪便肥田，这两个因素导致巴西的咖啡生产是以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具体而言，就是从里约出发，向北、向南和向西通过砍伐森林扩展。自18世纪起，咖啡逐渐成为欧美社会的时尚饮品和生活必需品，从1730年到1735年的五年间，世界咖啡消费量就增加了两倍。到1830年代，美国成为巴西咖啡消费的新贵，人均消费量从1821年的28.35克跃升到1844年的2270克。世界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推动了巴西咖啡种植和出口。到1830年代，咖啡已占巴西总出口的43.8%。此后巴西的咖啡生产再上新台阶，年均产量在1851-1860年达到260万袋。不过，随着里约热内卢的粗放生产极限的到来，巴西咖啡生产重心转移到圣保罗。1880年以后，巴西咖啡年产超过500万袋，1906年跃升到2200万袋，到1908年，咖啡占到巴西出口总额的53%。巴西成为当之无愧的咖啡之国，圣保罗州成为世界咖啡最重要的供应基地。咖啡繁荣一方面推动了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巴西的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环境。因为耕地需要和建设住所的需要，沿海的热带雨林被砍烧，单一种植造成地力迅速被耗尽以及水土流失，长时间的撂荒使之逐渐变成了牧场，顶级植被群落被永久改变。随着咖啡种植园向内陆推进，本来就生态脆弱的热带稀树草原被大规模开垦，不但破坏了水源涵养地，还导致当地小气候干化。在危及人畜生存的同时，又降低了咖啡产量，抑制了生产效率。
被改变的热带雨林
巴西的第五个经济周期是野生橡胶的生产和出口。早在19世纪初，野生橡胶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用以生产注射器和胶鞋。1825年到1830年，亚马逊地区出口橡胶从93公吨上升到156公吨。1839年，橡胶硫化技术发明后，经过处理的橡胶既耐热又耐寒，使用范围急剧扩大。亚马逊橡胶出口量从1840年的388260公斤上升到1860年的2673000公斤。1870年代，橡胶出口飞速增长，从1879年的4227850公斤上升到1879年的7906403公斤。到1880年代末，橡胶年出口值比1860年增长了8倍，占巴西出口贸易总值的10%。19世纪末，自行车和小汽车普及后，对橡胶的需求量大幅度上升。1899年，橡胶成为巴西的第二大重要商品，占出口总额的24%。1880-1910年是巴西橡胶繁荣的黄金时代，不仅产量大幅度提高，价格也急剧上涨。亚马逊橡胶产量从1885-1889年的73498公吨上升到1910-1914年的198160公吨。仅从贝伦和玛瑙斯出口的橡胶就从1885年的13200公吨上升到1913/1914年的36449公吨。在1880年之前，亚马逊是世界上唯一的橡胶生产和出口地，之后虽然西非也开始生产橡胶，但尚未对亚马逊构成威胁。与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不同，亚马逊地区橡胶采集使用的是探险式的收集模式，因为野生橡胶树不规则分散在热带雨林地区，只有当地印第安人既熟悉自然环境又能在雨林中行动自如。当地精英从采集者手中收购橡胶，卖给驻扎在贝伦的葡萄牙人出口商。1910年后，橡胶价格从最高点开始下跌。差不多与此同时，橡胶种植园在东南亚兴起，人工培育的橡胶以其物美价廉逐渐取代亚马逊野生橡胶。1913年，亚洲橡胶产量（47618公吨）超过巴西（39560公吨），非洲和中美洲同年也生产了21450公吨。此后，亚洲产量直线上升，而包括巴西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的橡胶生产逐渐萎缩，到1919年时巴西产量已经不及亚洲的1/10，不再是世界橡胶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存在。
繁荣之利的流转与资源的诅咒
毫无疑问，这些经济周期改变了巴西人口分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格局。就人口分布而言，最先集中在东北部的蔗糖产区，然后随着咖啡种植业的兴起而向东南部流动，其中既包括黑人奴隶，也包括从欧洲和亚洲引进的移民，仅圣保罗州在1897-1939 年间就接收了80万来自其它州的巴西人和230万外国人，接收的外国移民占比达到巴西吸收移民总数的55%。1900年东南部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增加到44%，而东北部却下降到39%。到1920年这个趋势仍在延续，东南部人口占比增加到45%，东北部下降为37%。随着采矿业、橡胶采集业的兴起和咖啡种植业向西部的扩张，原来人口极为稀疏的中西部和亚马逊雨林也出现了定居点。1872年，巴西中西部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为13%，到1920年上升为19%。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城镇，到1900年，市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7个，分别是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累西腓、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贝伦和阿雷格里港。其中作为集散中心和出口中心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更是一马当先，迅速成为当时的超大型城市。圣保罗市的人口从1890年的138万增加到1920年的459万。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咖啡繁荣造成了对铁路建设的巨大需求。1853年，政府开建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州卡舒埃拉的“佩德罗二世铁路”，以便替代骡队把帕拉伊巴河谷地区生产的大量咖啡迅速运到桑托斯港出口。1867年，连接桑托斯港和进入西保利斯塔咖啡产区的入口容迪亚伊的铁路建成，这不但大大方便了咖啡出口，日渐扩大的客运能力也有利于奴隶和移民向内陆移动。到1889年，巴西铁路里程增加到9600公里，是1874年的8倍，1920年更是达到2.7万公里，其中1/5建在圣保罗州。显然，就分布而言，铁路网主要集中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三个咖啡主产区、也是巴西最富裕的地区。
出口繁荣推动巴西经济和政治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巴西的工业化开始在圣保罗等大城市胎动。首先，为了应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巴西一方面调整了汇率制度，另一方面建立了咖啡限产保值制度。1846年，巴西帝国建立金本位制度，规定1000雷斯可以兑换27便士（咖啡出口以英镑计价，而生产以雷斯计价）。但是，这种固定汇率在出现咖啡危机时会导致国内的雷斯贬值，进而造成英镑遭到挤兑和外流，对经济整体造成严重冲击。为了灵活应对世界市场的波动，在咖啡种植园主和出口商的巨大压力下，联邦政府设立货币局，管理汇率。政府以1雷斯兑换15便士的价格购买外币，同时在国内发行可兑换货币。这种制度创新不但改善了国际收支平衡，而且提高了汇率制度的韧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面对咖啡生产周期性过剩和国际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巴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或采取行政政策，限制种植咖啡树的数量，人为压低产量，或设立购买储备制度（1906年签署的《陶巴特公约》要求政府按照预先设定的最低价格购买过剩的咖啡，同时严格限制低质量咖啡生产，在刺激国内消费的同时积极在国外推销巴西咖啡。），在国际市场价格处于低位时通过减少出口量来拉抬价格进而减少损失，在国际市场价格处于高位时通过放出先前的储存量来获利。这种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资源出口型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巴西开始催生自己的工业化，促进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自主生产。在出口繁荣时期积累的部分资本开始用于工业投资，在国际市场上摔打摸爬过的进出口商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商业经验，开始利用国内充裕的劳动力和短缺型市场进行二次创业。他们最初投资于甘蔗和咖啡种植所需的机械的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随后扩展到纺织、食品等初级加工业，实现部分的进口替代。例如，纺织品1870-1875年在巴西进口中占29.2%，1914年就降到7%。工业企业从1889年的626家增加到1919年的13566家。这些商人、种植园主和实业家控制了各自地区的经济命脉，左右着当地的政治。他们或直接参与实施废除奴隶制、雇佣自由劳动力的政策，或间接主导州与联邦的政治选举以及权利划分（各州获得财政和贷款自主权）。合众国时期形成的总统选举由几个出口强劲的州拥戴的候选人轮流坐庄的格局就是他们主导政治的生动例证。
咖啡种植园
然而，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一波又一波的出口繁荣所获得的利润并没有如愿“下滴”到普通民众头上，也没有形成结构完备平衡的经济体系。帝制后期（1850-1889年）人均GDP年均增速只有0.34%，合众国初期人均GDP 年均增速为0.7%，此后（1913-1929 年）人均GDP 年增长率虽然提高到2.6%，而与美国同期相比依然逊色不少。进而言之，两国人均财富差距从1820年的不到一倍扩大到1929年的五倍。尽管工业已有发展，但农业直到1929年仍占巴西GDP的37%（工业只占20%），绝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1920年，约有13%的巴西人生活在超过2万人的城市，而同期的阿根廷和智利分别达到了37%和28%。农业生产依然停留在依靠扩大种植面积的粗放经营方式来增产的阶段，粮食生产无法满足国内需求，需要大量进口食品。即使是发展较好的纺织业，也未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仍然需要进口占消费市场1/3的丝织品和毛织物。即使是发展很快的铁路，也只是主要为出口产品服务，既未带动沿线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未实现建设和维修的进口替代，没有形成“后向联动”效应。出口繁荣带动的经济发展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与出口无关的经济门类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巴西经济依然停留在出口繁荣的路径依赖中。在殖民时期从巴西获得巨额财富的宗主国葡萄牙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相反这些财富却大量流入他国，形成对西北欧国家制成品的依赖。这就是在资源丰富国家反复出现的“荷兰病”或“资源诅咒”现象。
其实，早在出口繁荣时期，帝国政府和合众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政府曾经推出政策引导资本向制造业投资，但收效甚微。殖民政府自然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掠夺尽可能多的财富为目标，但在红木和贵金属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发满足自己和世界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这一目标在独立后也在历史惯性作用下保留下来，并成为主导经济部门，变化的只是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作物种类。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丰富国家发展经济的理性选择就是优先开发资源。巴西因为土地资源丰富、从非洲贩卖来的劳动力充裕，资源开发的时间相对就会比较长。虽然资源开发部门的发展会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但也会挤占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与同期的美国相比，巴西的产业结构是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纵向结构，而美国是纵横交错的结构。在殖民时代，从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利润几乎都以各种不同方式流向葡萄牙。独立后，大部分利润流入国际进出口商的腰包。巴西的这种纵向结构被依附论者形象地称为“被切开的血管”。部分利润虽然留在巴西，但掌握在极少数种植园主和出口商手里，或用于扩大种植面积，或用于购买进口的奢侈消费品，唯独不会投资制造业，因为制造业需要大量投资，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具备复杂的管理技能和经验，需要制造出庞大的消费市场等等。所有这些条件在殖民时代和帝制以及合众国时期的巴西并不完全具备。市场失灵为国家干预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国家也确实干预过铁路建设，通过让利和担保推动了铁路网的建设。然而，这个铁路网主要是为咖啡出口服务的，而不是为制造业提供基础设施。
为什么国家不推动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呢？关键在于政府基本上被种植园主和进出口商控制。帝制时期的相对稳定是建立在这个阶层的配合基础上，合众国时期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个阶层操纵的。这样的政府自然是为其支持者服务的。当然，政府也不可能控制一切，巴西还是存在创业的空间。但1889年之前实行的奴隶制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可能从事哪怕是最简单的制造业。在政府支持下大量引进的移民在理论上是有可能从事制造业的，但初来乍到尚未积累起财富，大都成为种植园和城市服务业中的自由劳工。另外，虽然英美资本大量进入巴西，但投入的主要是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领域。换言之，外资也不愿在巴西给自己的出口产品制造出人为的竞争对手。
吊诡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军政府执政为巴西走出资源诅咒、建立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或者制造能力被毁，或者大量转向军工生产。世界市场不但更加需要巴西的资源，也需要巴西提供初级制成品。巴西国内需要的制成品也因为进口受限而不得不自力更生。1930年建立的瓦加斯军政权利用了这个时代机遇，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种植园主和进出口商的影响，开始建设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在一个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军政权只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要想持续执政，就必须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和支持力量。瓦加斯政权在独裁时期，通过发展多元经济和重视分配，获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然后通过大选成为民选总统。这说明，在民主时期，资源诅咒愈演愈烈，而在独裁时期，巴西逐渐走出资源诅咒上海配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反过来促进了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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